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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《泰西策》一部《盛世危言》，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，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，更令其声名鹊起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，无人能出其左，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。
从献“纱、丝、煤、船”富国四策，再到创办禁烟局，既能“渐禁而平烟毒”，又能拓财源于官府，短短数月间，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，着实让人惊叹，有好事者称其所献“皆旁门左道，非圣人子弟所取”，亦有好者为其辩称。
谤名也好，誉名也罢，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，纷纷上折支持“择台湾一地，试行新政，以证其效”，而这正是出自《盛世危言》“特区篇”中的“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，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”。
若是搁过去，有人提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、“新政”以至“洋务”，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，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部《盛世危言》倍受皇上推崇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，尤其是“新学篇”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——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，授以专长，职有所专，至于什么格物、数学、洋文的，不过就是“吏”之学罢了，同样是为国效力，这官是官，吏仍然是吏，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“育专吏之所”。
这种区分对待，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，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——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，治吏虽是为官之道，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，还不成了笑话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，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，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，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，岂不妙哉。
至于军机大臣们，瞧着皇上的劲头，那边太后也未发话，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，现在那“试行新政”的折子还未上朝议，至于将来，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无论事态如何，新政成与不成，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，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，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，原因无他，这事由其所提，自然也将由其负责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能得翁常熟、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，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，
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，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虽是烦不胜烦，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，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，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，而与此同时，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，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，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。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，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，又有谁听得见呢？
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，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，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，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，对于外臣来说，这自然是无尽的“恩宠”，召见唐浩然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。盛夏之际，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，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，络绎于途。通常是先出北京，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，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。
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，做臣子的，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，唐浩然自然也不例外要向人请教,就在寻思着不能失仪要找人请教的时候，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，则亲自上门拜访了。
“久违了，仪政兄。”
面对王伯恭的来访，唐浩然迎在门口，之所以这般客气，原因倒也简单，先前在翁同龢府上，其向他介绍并力荐了王伯恭，不用问，将来台湾试行新政，必定有其一席之地。一边迎其进入客厅，一面寒暄过后，唐浩然便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意。
“今天冒然来访，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弟。因为这是首次，请子然老弟注意一些仪注。首先，老弟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。然后有人监引导，进宫门，到仁寿殿门，太监就退走了。这时老弟要特别注意那门槛，门槛有二尺高，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，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，让你进去。要特别注意，门帘起落，会特别快，老兄动作得跟得上，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，一只脚在门槛外面，也可能官帽被打到，打歪了，就是失仪。好在我己为老弟先打点过，请他们特别照顾。还有……”
王伯恭站起来，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，
“这是一双“护膝”，绑在膝盖上，见皇上要下跪，跪久了容易麻，再说那金砖厚过一尺，虽是天热，可跪久了还是会伤着膝盖，到时候站不起来，也是失仪。这些都是为官者的经验，特别奉致老弟。我要赶到天津有事，不能久陪了，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，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，老弟尽可使唤。今天送子然老弟到颐和园后，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。晋见皇上后，他们再送老弟回北京。”
对于王伯恭的叮嘱和关照，唐浩然自然又一次表达了感谢之意。他心知，所有的一切，恐怕还是出自翁同龢的授意，心想现在无论如何，自己恐怕都同清流分不开了，就像张之洞一般，给打上了帝党的烙印，除非自己他日在关键之时“卖身”投靠，否则这“帝党”之名怕是除不掉的。
相比于京城，颐和园的凌晨比城内稍凉快一些，大概这地方有山有湖。走到仁寿殿的时候，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。唐浩然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。前两名召见过后，天已微亮，轮到唐浩然进去，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，深吸一口气，再定神看，发现殿座虽大，在御案上，却只有两只大蜡烛。御案下斜列拜垫，唐浩然连忙走上前，跪了下去，静听问话。
一般召见时候，太监要先送上“绿头签”给皇上，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、籍贯、出身、现官等履历，以备省览。可是，这回“绿头签”在旁，光绪看都不看，表示他对唐浩然已有相当的了解，虽然初次见面，并不陌生。
“朕很知道你，”
光绪细细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唐浩然，他的话声并不大，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任何威严。
“张之洞去年保荐过你，今年翁师傅也保荐你很多次了。先前朕叫翁师傅跟你谈过一次话，你说的活，朕都知道了。那天翁师傅说祖宗之法不能变，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，今祖宗之地不能守，又何有于祖宗之法，即如此地为外交署，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……你那段话，说得不错，翁师傅报上来，大家为之动容。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两部书，朕深觉不变法维新，朕将做亡国之君了，后来你写给翁师傅的《日本变政记》、《俄皇大彼得变政记》，朕都仔细看过了。据你看来，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，要多久，才能有点局面？”
已经下定决心要变法维新的光绪，这会却显得有些急切，表面上看似柔弱的他，对权力的渴望远超过外人的想象，但对于了解这段历史的唐浩然来说，他却知道，光绪渴望着权力，他之所以愿意推行变法维新，倒不是不愿做亡国之君，而是不愿当现在的这种虚君，他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收回权力。
“皇上明鉴。依小臣看来，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，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，我们中国国大人多，变法以后，三年当可自立。”
唐浩然沉着地答着，之所以说三年，倒不是因为其它，而是因为眼前的这位皇帝太过心急，若不是他心急的话，又岂会成为一个悲剧？
“三年？”
光绪想了一下，三年倒还能忍。
“全国上下好好做上三年，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。你再说说看。”
“皇上既然高瞻远瞩，期以三年。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，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……”
“朕当然知道。”
光绪特别用悲哀的眼神，望了一下帘外。
“只是，掣肘的力量大多了。在这么多的掣肘之力下，你说说看，该怎么做？这变法又如何变！”
他之所赞同唐浩然的试行变法，倒不是因为其它，而只是因为《日本变政考》中明治之所以能够收权于中央，靠的不正是地方上的强援吗？而现在太后于地方有强援，而做为皇上，他的强援又在何处？
如此一来，光绪自然希望于台湾一地试行新政能够成功，而正像翁师傅所说的那样，若是说谁操办此事，更有可能成功，也就是唐浩然了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将刘铭传请求开缺的折子留中不发，只待时机成熟时，委任唐浩然为台湾巡抚，由其于台湾试行新政。
但想当归想法，他同样想知道在诸多掣肘之中，唐浩然又要如何推行变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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