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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会儿，对面的沉默也被打破，为首的那商人道：“沈老爷子说得有道理，看这样子，苏州城的米价一时半会儿是平衡不下来，咱们得做好长期的准备？“
第三个商人道：“我到是想，可这卷已经发了这么多了，米价再不下来，我也撑不了几天了，出了关门之外，别无他法？”
第三个商人心头虽也焦急，可着实不愿意听这丧气的话儿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朗声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这不是有沈老爷子么，今日若能得到沈老爷子指点一二，管他苏州城乱城什么样，你我闷头发财便是？”
“不错，苏州城乱也好，不乱也好，咱们打开门做生意，赚我们的银子便是，朝廷的那些大事与我们可没什么关系？“第四个人商人大声道。
这话儿立即得到了回应，酒肆之中气氛变得热闹起来。
第五个商人道：“就该如此，咱们是商人，赚银子是第一要务，其他的那都是读书人该去思索的事情，咱们就算是想去做，没准儿朝廷还不愿意呢？“
“就是，你们别忘了，咱们苏州第一富商的下场，要不是马皇后还指不定有多惨呢，所以啊，朝廷的事情咱们不参合，苏州城乱也好，不乱也罢，咱们要的是银子？只要有了银子，管它饿死多少人，乱成什么样子？“第七个商人骂骂咧咧的道。
众人中沈老爷虽面色如常，但在说到沈家的时候，面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，其余众人则口口声声应着，但语气里的委屈展露无遗。
杨峥等人听到这一番没心没肺的话儿，差点没怒发冲冠冲过去好好教训教训这帮挨千刀的商人，可细细一想，又有恨不起来的理由，自古至今，天下人将做贩运贸易的叫做”商”，坐售货物的叫做”贾”，即所谓”行曰商处曰贾”。到了春秋时期的商贾，已被列为四民之一。《左传》称”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”(宣公十二年)，又称”商工皂隶，不知迁业”(襄公九年)。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，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”工商食官”的商人，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。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：”成民之事者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”四民者，勿使杂处，杂处，则其言，其事易。”公曰：”处士、农、工、商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”昔圣王之处士也，使就闲燕；处工，就官府；处商，就市井；处农，就田野”，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”观凶饥，审国变，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，以知其市之贾”，并且还要能够”服牛辂马，以周四方，料多少，求贵贱”。古时虽然泛言商贾，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，《周礼&#8226；天官&#8226；大宰》之职曰：”以九职任万民……六曰商贾，阜通货贿”。孙诒让注云：”行曰商，处曰贾者。可见，春秋时期，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，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，出现了一种”商”，专门从事远程贩运，组织货源，所谓 ”服牛辂马，以周四方”的就是这些人。
另一种是”贾”，即居肆列货，”以待民来，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，”以求其利”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六年载，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，子产不给。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，但他却说：昔我先君桓公，与商人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，以艾杀此地，斩之蓬、嵩、藜、藋，而共处之。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，曰：'尔无我叛，我无强贾，毋或匄夺。尔有利市宝贿，我勿与知。'恃此质誓，故能相保，以至于今。今吾子以好来辱，而谓敝邑强夺商人，是教敝邑背盟誓也，毋乃不可乎！吾子得玉而失诸侯，必不为也。可见，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，尚是”工商食官” 下的商人无疑。当时的商业活动，虽在市场上进行，即所谓”处商就市井”，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，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，掌握物价。据《左传》载，郑、卫、宋国都有诸师(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年、昭公二十年)；鲁国有贾正(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)等官吏管理市场。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，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，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，所以”工商食官”制的存在，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，也决定了商人壮大不起来，在地位上一直处于末位。
勉强好点的算是宋代，商人不仅可以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，还直接办产业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，合工商于一身。使得许多商人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，一些有眼光的商人，甚至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，拥有船只千艘。一些富商巨贾，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，还使用奴仆营商，着实壮大了一把，只可惜宋代内忧外患，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，但终究是抵不住国破家亡，等到了鞑子，与汉人一般沦落到四等人了，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，天下重新洗牌，商人的地位没好不说，还有诸多的限制。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家，骨子里对商人有些厌恶，从登基之初，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论和举措。如丙午四月己未，朱元璋在与刘基讨论怎样减轻百姓负担时，说：“今日之计，当定赋以节用，则丨民力可以不困；崇本而祛末，则国计可以恒舒。”认为，节省开支可以减轻老百姓负担，使其不致陷于贫困；“崇本祛末”则国家财政可趋宽裕。洪武十八年九月，更说：“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，然弃本逐末，鲜有救其弊者。先王之世，野无不耕之民，室无不蚕之女，水旱无虞，饥寒不至。自什一之途开，奇巧之技作，而后农桑之业废。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，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，欲人无贫，得乎？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。”愣是把商人经商看做了阻碍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，对于商人的打压不言而喻了。
自洪武一朝，其抑商举措屡屡加强，最终形成了洪武一朝固有的商业特色，如第一，防止商人队伍扩大，千方百计阻止农民经商。苏、松、嘉、湖、杭五郡地狭人稠，“细民无田以耕，往往逐末利”，洪武三年，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在临濠开种”。采取移民屯垦的方式阻断无田农民的经商之路。如果说，这种方式尚有较温和的仁政色彩的话，那么，下面这种方式便散发着一股“血腥味”了。洪武二十四年，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令上奏：本县有农民三百余户外逃，累岁招抚不还，乞令卫所追捕。朱元璋览奏后，谕户部：百姓安土重迁，假使衣食足给，岂肯轻去其乡？听其“随地占籍”，“若有不务耕种，专事末作者，是为游民，则逮捕之”。若离乡农民不务耕种，专营商业，则视为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之人，准予逮捕。这就是用皇权把农民重新赶回田园，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。使商人数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，从而限制了商业的壮大。
可以说在整个洪武一朝，商业虽有发展，但始终壮大不起来，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哀。
要说这些限制倒也罢了，人多固然有人多的好处，人少未必就没有人少的妙用，比如竞争力少，他们可以多赚些银子，吃喝住行上过好点也不错，只可惜，他们能想到的， 朱元璋早就想到了，为了狠很打压商人的积极性，朱元璋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。士农工商天下四等，商人位居最低层。此举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为别尊卑，明贵贱，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。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、大小，衣服的质料、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朱元璋建明后，以扫除胡俗，恢复礼制为己任，承袭了这一制度，从面料、样式、尺寸、颜色四个方面，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。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，服饰有等，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，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，不能混同，更不能僭越。如明法典规定，只有王公贵族、官员，才能使用锦绣、绫史等服饰面料，庶民则只能用绸、素纱，至于商人，因为位居四民之末，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，更是连绸、纱都不准使用，只能用绢和布了。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。整个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，一旦有人违犯，就会受到严厉制裁。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，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，强大的压力下，明初年商人日子还不如寻常百姓，如此区别对待，好处固然是让百姓安心耕种，可坏处也不是没有，整个明朝商人始终对朝廷没什么忠爱之心，这一点在明末表现的更明显，但要说他本就是如此，多少有些说不过去，有什么因，便有什么果，大明国策重农抑商，自是引不起商人的喜爱，危难之时表现淡漠，似是应该。